我們為孩子描繪的人生道路通往我們以為的聲望、榮譽、頭銜和金錢，我們以為這樣做很安全。許多家長渴望孩子擁有那些東西，但也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好家長，所以，我們成了為另一個人的人生制訂計劃的建筑師。如果計劃“可行”，那就說明我們的直覺和理想與孩子的內在動力相一致。有時候，我們和社會認為我們的計劃似乎可行，因為孩子成了醫生、律師、工程師、鋼琴家或者職業網球運動員，但是，孩子可能會在某個時候打開眼界，當他們發現周圍還有很多別的選項，決定為自己的人生做主時，他們已經經歷過巨大的內心創痛了。
我們已經了解到，威廉·戴蒙認為父母在幫助孩子發現目標方面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，不過他也警告說“：家長不能簡單地給孩子設定一個目標，事實上，強行要求或控制可能會產生不良影響。”
2014 年夏天，我聽說了一件后果非常糟糕的事。一位我不認識的成年人在 Facebook 上聯系我，他為我寫作本書感到高興，表示希望他母親在他小的時候讀過這樣一本書。幾分鐘后，我們進行了電話交談，他講述了自己的故事。
在很多人眼中，泰勒（化名）是專業成功的典型代表。他還不到 30 歲就成了洛杉磯一家著名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，還是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。但要說到過度養育如何可能延誤孩子發現自身目標的能力，泰勒的故事很有教育意義。他以有力、雄辯、溫暖的聲音敘述了他的成長經歷。
“我從小學習非常刻苦，我的父母真的很重視這一點。這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，他們沒有為我做家庭作業，但他們對每節課的情況都了如指掌，每一項作業他們都要管。我十二三歲時，他們讓我坐下，宣布研究生院不是我想不想上的問題，而是必須上，而且必須上法學院。他倆都是律師，如果他們要我那么做，我就做啊，我總是按他們的要求行動。他們傳達的信息很簡單，‘就這條路，堅持下去’，這條路之外的任何道路都不會得到他們的認可。”
泰勒談到他在哈佛大學主修政治學時說：“我媽每天都要打幾通電話給我，他們倆老來看我。”這不僅影響了他的學術選擇，也影響了他與他人建立關系的能力。大學畢業后，他在紐約一家鑄造公司工作了幾年，然后父母說：“該
上法學院了。”
泰勒選擇斯坦福大學，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躲避父母，但他們還是跑來了。“他們為我挑了一套公寓，他們親自和房東談判并付了房租。我什么都不用做，甚至連室內裝飾都是他們搞的。我有些朋友抱怨要自己承擔費用，我告訴他們：‘這是有意義的。你們已經獨立了，我還在努力取悅我父母呢。’ ”
在法學院，泰勒注意到他的同齡人“好像是自愿去的。而我之所以去，是因為這是我媽為我鋪設的道路的下一步。我知道他們那樣幫我有很嚴重的問題，但我怎么能說不呢？我父母都是在小小年紀就失去了一位至親，我知道，能夠這么廣泛深入地參與我的生活，為我做這些事情，他們感到非常快樂。”
研究生第一個學期，他媽媽仍然每天給他打電話，而且往往一天要打幾次。“我一直是個安靜害羞的孩子，但有一天我終于不想再和她說話了。我無法控制我的情緒，我被這種情緒給淹沒了。我怒吼著對她說：“我滿腦子都是你的聲音！我必須得聽聽我自己的聲音。’ 從此，我開始了重建完整自我的過程。
那個電話極大地改變了泰勒和他母親的關系。“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沒跟她說一句話，對她來說，那真的非常艱難。我告訴她：‘我不會永遠離開，但這么做是正確和必要的。’ 然后我開始接受強化心理治療。”
兩年中，泰勒大部分時間都在接受心理治療。我問他從什么時候開始覺得有問題的。“小時候，但凡我自作主張做了一件事，如創作歌曲、錄制音樂，都會受到責備。對我媽來說，學鋼琴很好，因為那可以寫在簡歷上。15 歲的時候，我帶回家一張我創作和錄制的唱片，我媽的反應是：‘他們認為你是下一個埃爾維斯嗎？不是？好吧，我也是那么想的。’有時候，我奶奶會說：‘哦泰勒，你的聲音真好聽。’而我媽的反應是：“我們還是適可而止吧。’ 我不明白她怎么會擔心我有輟學或者不上大學的危險。事實上，她甚至不承認我從音樂愛好中得到的那種純粹的快樂，她抑制我的喜悅，竭力壓制我的愛好，連我奶奶都覺得需要出頭幫我說話了。她那么做是有問題的。”
回憶起他所說的嚴重抑郁時，泰勒變得嚴肅起來。“我不是一個受到虐待的孩子，為此我心里每天都很感激。但在某種意義上，那些人至少知道他們應該生氣，而我不知道我有權利怨恨、憤怒，這是一種逆向的忽視。在治療過程中，我處理了那些情緒，它們一直都在，而我不覺得有理由承認。這件事花了我兩年半的時間。”
受過教育的慈愛父母給孩子們提供了大量機會和忠告，對此，包括泰勒在內，任何人都很難進行批判。“你覺得你應該感激父母給你的安全感，有人實實在在為你鋪平了道路。你認為這是件好事，你認為你很幸運。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獨立的人，你看到他們對自己做的事情充滿熱情，然后你意識到你根本就不了解自己。你努力成為你媽媽覺得最好的那個人，此外別無自己的目標。你覺得父母從來沒有把你當成一個個體看待，從來沒有。你是他們的副產品，只會走他們希望你走的道路，這不是你的安全和保障，而是為了實現他們的自我。這只會讓你心生怨恨，恨那些認為自己努力想把事情做好的人。”
在法學院的最后兩年，泰勒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和母親之間的互動方式，而且還一躍成為社交達人。“我非常喜歡自己那個狀態，那跟學習法律本身無關。26 歲的時候，我開始感受到大學一年級孩子就應該有的那份自由，我終于可以為自己做一些有創意的事了。”
在那兩年里，泰勒在家人中有自己的盟友。“我爸從不壓制我，他只是被動地按我媽的話去做。過去，如果他和我交談，談得也都很膚淺。但在我中止和我媽的溝通后，我爸就成了中間人。他會跟我媽說：‘泰勒說的在理。’而我媽則告訴她的朋友：‘泰勒在生我的氣。’ 她的朋友會說：“那就別管他了，他已經是 25 歲的大男人了。’ 她的朋友明白這一點，而她不明白，她眼中只有她可以控制的那個兒子。她沒把我看成一個大人，直到那個控制圈被徹底斬斷。
“現在，她和我每周交談一兩次。一切都今非昔比了，好多了。她會說：‘對不起，我知道我在你姐姐身上做得要好些。’ 她很難有更深的認識，我以為她會說她需要更多地關注自己，少關注孩子一點。我想，如果她把20%的注意力從我身上轉移到自己身上，那對我們都會很好。等你有了小孩的時候，可能會覺得：‘哦，這是我的重心，我可以讓這個東西完美，終于有我可以控制的東西了。’”
泰勒認為艾克哈特·托爾（Eckhart Tolle）的話對他很有啟發，讓他覺得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。“托爾在接受采訪時說，有些孩子并不真是他們自己，因為他們只是父母的延伸。他的話馬上引起了我的共鳴。”
威廉·德雷謝維奇有相同見解。他在《優秀的綿羊》中說：“有些東西比父母的認可要重要得多：要養成沒有父母認可也能行的習慣。所謂成為成人，就是這個意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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